危机？契机？孩子“出柜”对家庭的冲击与突破
不仅仅是接受：青少年同性恋/双性恋家庭的次级变革
作者：Joseph A. Micucci
翻译：曾翘楚
编辑：雷光辉
小编的话
家庭理应是个体成长的港湾，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对于LGBT等性与性少数群体来说，家庭的感受则更为复杂。
在小编的不算很正式的调查中发现，一些自称理解与尊重孩子的性与性倾向选择的父母，当问及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时候会怎么面对时，这些父母开始变的迟疑，甚至给出相反的看法。这解释了为何LGBT群体一般选择最后才向父母出柜甚至永不向父母出柜的原因。对部分LGBT群体来说，家庭才是最大的压力源。因为当你“出柜”后，你才发现你最信任的人原来离你是如此遥远。
你得重新去定义你和父母的关系，父母也需要重新去认识一个真实的你。。。这是个艰难的过程。对本身存在问题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正如文中所说的重构家庭及家庭成员潜在的互动过程有如一次家庭的二次冲击。
冲击意味着破坏，但是也带来了突破！二次冲击不仅意味家庭结构需要接纳性与性少数群体，更意味着家庭在应对其他类似危机时更具稳定性——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唯有真爱，才能在“偏见”的荆棘丛中开出花来。。。。
虽然同性恋或双性恋者（以下简称LGB）处于情绪和行为问题的高风险中，但研究表明家庭的拒绝会增加这些风险，而家庭的接纳则会降低这些风险 (Ryan, Russell, Huebner, Diaz, & Sanchez, 2010)。本文讨论了如何用家庭系统理论中的概念来处理那些家庭中有关性少数青少年（同性恋/双性恋）的问题。系统理论认为，某个问题的影响因素之间会互相影响和彼此调节 (Guttman, 1991)。孩子身上的问题并不是性格特征或个体差异，而是一种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互动模式。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有问题的互动模式逐渐成为习惯，并由此不断引发新的问题，情况持续恶化。一个家庭成员问题的出现表明了一个家庭组织结构存在缺陷，或家庭内部或家庭成员与更大的系统（如社会服务机构）之间不良的交互模式。
尽管本文针对的主要是LGB，但其中很多论点同样适用于变性青年。只不过变性青年面临的挑战更加特别，需要的不仅仅是被许可的空间，还要更加全面的治疗。我也承认，有些青少年拒绝接受传统的标签，他们坚持用一些非传统的标签(例如queer)。这里我主要关注那些意识到自己对同性有兴趣和性渴望的年轻人，这些人中有的会用传统的标签，有的则不会。当然在所有的案例中，文化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但由于篇幅有限，此处无法详述。
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意外暴露，当青少年对家人“出柜”后危机浮现，这个家庭将面临一个无法避让的转折。有的家庭对此忧心忡忡，有的家庭则干脆忽视。无论是哪种情况，青少年和家庭成员间的问题都会被牵引到“出柜”这个问题上，而其他方面的关系问题则被忽视了，这样反而加深了关系裂痕，加剧了冲突(Micucci, 2009; 2015)。包括LGB青少年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可能促进这种恶性循环。
此外，由于青少年“出柜”而显露的问题可能不仅仅与性倾向问题有关。若是脆弱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冲突让青少年意外提前“出柜”，这还会阻碍家庭关注和解决青少年与性倾向有关问题。着力于促进二次冲击后的突破(Hoffman, 1981)，即重构家庭及互动模式下的发展过程，这不仅可以帮助家庭解决眼前的危机，还能增强家庭应对未来危机的弹性。促进对性少数青少年的接纳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对家庭系统的更大范围的关注才能为家庭中包括性少数青少年在内的所有成员带来长期的益处。
这一理念在Maureen的例子中得以阐明。Maureen跟16岁的儿子Adam进行了一次会谈，不久前儿子对她坦白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她承认自己最初无法接受这个消息，但现在她认为自己必须接受。她的丈夫George曾表达过反对同性恋的态度，她担心丈夫对儿子这件事的反应。Adam的姐姐Erin在离家四小时车程的地方上大一，Adam与她关系比较亲密但还没有向姐姐透露自己的性倾向。Maureen的其它家族成员对非异性恋个体也持反对态度。Maureen的弟弟15年前对家人“出柜”，结果父母和两个哥哥因此与他断绝了联系。Maureen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与弟弟还有联系。第一次与Maureen通话时，儿子请她不要告诉George，过几天他会自己对爸爸说。由于担心George的反应，Maureen希望儿子在告诉父亲之前先来接受治疗。
Adam的出柜对母亲来说是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对家庭的影响一定会从已有的结构和家庭动力方面表现出来(Minuchin, 1974)。Adam出柜暴露了家庭结构的缺陷，这种缺陷妨碍了家庭处理危机的能力。不能只把焦点放在让家人接受Adam性倾向这个初级目标上，因Adam出柜而显露的危机显然是一个让家庭重构出拥有更强的功能和恢复力的家庭结构的契机。
当然我们还需要对潜在的安全问题进行评估，例如Adam出现抑郁、自杀、物质滥用、不安全性行为或出现其他问题的风险。这些都是应该且必要的。家庭结构方面，Adam与父亲的关系较为疏离，而与母亲的关系则完全相反甚至有些过分亲密。Maureen与丈夫共同抚养的联盟关系并不牢固，因此她对丈夫比较顺从，很担心丈夫不会支持自己的决定。她暗自决定支持儿子是对丈夫的一种反抗，与自己的同性恋弟弟保持联系同样是对自己原生家庭的反抗。
这些家庭结构方面的缺陷直到Adam出柜才显露。所以除了为Adam提供支持和监控风险，促进家庭的冲击后的突破的干预是很有益处的(Minuchin, 1974)。Maureen必须能够直接对丈夫表达出自己的观点，Adam与父亲的关系应该更加亲密，与母亲的关系应该适当疏远。Erin离家上学也给家庭系统带来了问题，无论家庭需要Erin做什么，她都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满足。Adam无法得到Erin的支持，Maureen也少了一个同盟。加强与扩展家庭的联系能够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Minuchin, 1974)。出于对Adam安全的考虑，短时间内对其他家人保守性倾向的秘密是合理的妥协，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对家庭系统是没有好处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对George坦白，而在于如何向他坦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支持Adam自己跟父亲谈，而不是让母亲扮演中间人。
在有的案例中，家人看起来接受了孩子的性倾向，但实际上却会悄悄地通过表达消极情绪来表示反对。17岁的Toni对父母出柜时，父母一再保证依然会爱她，但在她出柜后的接下来几周内Toni离家出走了，父母对此的担心与日俱增。再一次家庭会议中，Toni哭着说出自己毁了家人对她生活的安排，“毁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她的父母明显受到了她悲伤情绪的影响，疯了似的向她保证会一如既往地爱她。但是如此强烈的保证却让Toni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传递出一种信息，让Toni意识到父母因为自己的痛苦而痛苦着。Toni对父母的焦虑非常敏感，她会很小心地隐藏起自己的痛苦情绪来让父母好受一些。为了不让父母伤心，父母越是让Toni放心，Toni越是与他们保持距离。他们愿意接受Toni，但是他们却不能帮助Toni接受自己，也无法帮助自己接受自己对Toni性倾向的矛盾心理。这个家庭不仅需要适应Toni的出柜，还需要加强自身对危难和冲突的耐受性。
孩子LGB身份的暴露可能会让未经检验的不稳定的家庭边界、联盟或等级受到威胁。在这些案例中，孩子出柜没有造成新的危机，而是让已有的危机得以浮现。那些对性向话题有严格限制的家庭可能会因孩子的出柜而面临威胁。抚养阶层脆弱的联盟可能会因为对孩子出柜的意见不一致而被拉扯到一个破碎的临界点。如果父母因为孩子出柜而感到困扰，原本亲近的亲子关系也可能受到威胁。有时孩子出柜可以分散家庭在其他创伤性事件上的注意力，例如一个正在经历祖辈因病离世的家庭可能会因为发现女儿是女同性恋而让丧失的悲痛情绪得到一些舒缓。相似地，孩子出柜与一场持续升级的围绕父亲长期失业的婚姻冲突同时发生，可以直接帮助家庭从其他对家庭更有威胁性的问题上分散注意力。
除了标准的干预以外，如动员对青少年进行支持，保障青少年的安全，提供适宜的教育资源，提醒家庭成员接受孩子的性倾向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主张治疗师们借着孩子出柜的机会进行家庭冲击后的突破，是因为这对增强家庭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是有利的。这样做要求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家庭成员在内的联盟，避免了陷入孩子与家庭成员相对的境地。有时这个目标最好通过个体或亚系统会谈来达到，有时整个家庭进行会谈则更合适。无论如何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仅要帮助家庭从眼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还帮助他们增强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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