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白先勇：前卫思潮，敢写同志文学，不爱看马克思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广西桂林。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的代表作《玉卿嫂》（1960年）、《小阳春》和《寂寞的十七岁》（1961年）、《芝加哥之死》（1964年）、《永远的尹雪艳》（1965年）、《游园惊梦》（1966年）、《孽子》（开始连载于《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1977年）都发表于《现代文学》。
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其中设有纪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遇难者的纪念碑。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派军队镇压，最多可能杀害了2.8万人。
6月下旬，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南京金陵饭店专访了白先勇。在采访中，他谈到了两岸欠缺一本客观、平实而且有观点的抗战史著作，为同志文学的看法。他还表示，自己最想要采访的对象是杨绛先生。
稿件根据录音整理，未经白先勇先生审订。
问：你幼年处于战乱时期，你当时的阅读状况是怎样的？
答：我童年的时候因为战乱要到处跑，所以没有很好的阅读，完全是靠自己。我喜欢看书，看小说，从连环图看起，后来就看那些武侠，什么《三侠五义》、《隋唐演义》、《薛丁山征西》、《薛仁贵征东》那些东西。后来慢慢地开始看《红楼梦》，是半懂不懂地看，但对我影响很大。我读初中时是在香港，鲁迅、巴金他们那些东西我就开始看了，还有郁达夫、徐志摩——就是“五四”时期的那些，不过我还是喜欢看传统小说。而且，我也爱看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徐振亚。我看书很杂的，什么都爱看。对我影响最大，我算来算去恐怕还是《红楼梦》这本书。因为它引荐了很多方面，一方面是文字，那么华丽的文字，我从《红楼梦》学了很多，还有很重要一点，我想我的佛家思想是从文学来的，后来当然还有我的诗词阅读方面，王维、苏东坡他们的禅诗。开始的时候是《红楼梦》。
问：你在台湾时喜欢欧美文学，到了美国反而喜欢东方文学。其间的心路历程或者有什么事件影响这一变化吗？
答：在台湾念外文系的时候正是50年代、60年代，现代主义在欧美已经非常兴盛、已经兴盛过了，高峰过了，可是它的那经典作品都出来了，那些经典刚刚念的时候，看到这些作品非常着迷，非常崇拜它们，所以我在念外文系的时候，就对那方面很崇拜。我还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大量介绍西方的文学。但是同时，我又跑到台大中文系去听课，所以我那时候不像“五四”的时候那些人一边倒。因为对我们来讲，那时候“五四”那种反传统的思潮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对于传统的看法比较理性客观。我在中学就喜欢古诗词，中学就背了一大堆，我们的中学教育，古典文学还蛮重要的。像《长恨歌》、《琵琶行》、《出师表》、《陈情表》都要背、要默写的。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这种兴趣还一直存在的，台大中文系叶嘉莹先生的课在台湾很叫座的，我就是跑去听她讲古诗词。还有郑骞讲的词，王叔岷的《庄子》，这些我都去听的。
所以，现在回头想起来，其实我把这两个传统慢慢慢慢融合起来。后来我自己写作也是把两边的传统自然地慢慢融合，一方面我是很前卫的，那些什么存在主义、荒谬剧，什么都来的，所以我的构成里有极端的西方、前卫的文学。中国传统的东西后来也慢慢过来了，回归传统。因为我在美国四十几年，西方的文化接触多了，他们的优点、缺点也看到了，那我的结论就是说，西方文学对我的训练很要紧，给我打开另外一扇窗户，也让我多了很多看法，回头再看自己的传统，借鉴了这个西方文学/文化的这一面镜子，再回头看我们这个传统，那我们的优点跟缺点都看得比较清楚。
问：你在文学戏剧历史方面皆有成就，是什么影响了你今天的创作？有什么书对你影响特别大吗？
答：在戏曲这块，我跟戏曲结了一辈子缘，很小就爱看戏。在桂林那时候看桂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戏园子。戏剧的书，小孩子不懂得，就看戏，不过很好玩的，慢慢地就喜欢看这些东西，什么《打金枝》、《拾玉镯》等，反正内心里面慢慢衍生出来，后来最要紧的是，我在上海10岁的时候看到了梅兰芳跟俞振飞的《牡丹亭》、《游园惊梦》，那个就跟着我一辈子，影响了我一辈子。我一辈子结的牡丹缘，就从那时候开始的。当然，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慢慢注意到了昆曲，注意到了汤显祖他们那些文本，慢慢地看着看着就着迷了。
问：在你的床头书桌，一般放置哪类书？
答：我是以古诗为主。回头再看这些东西，现在反而更加有味，比如杜甫、元好问他们的那些诗，看得比较多。我想，他们是历史感很重的一些诗人。
问：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为什么？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喜欢的很多。因为我制作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有两个跟我渊源很深。一个是汤显祖，就是《牡丹亭》的作者。在戏曲方面，汤显祖的《牡丹亭》跟了我一辈子，从小我就看梅兰芳跟俞振飞的《牡丹亭》。后来，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小说叫《游园惊梦》，然后又把它改成话剧，后来自己做成昆曲来了，又是《牡丹亭》，所以说《牡丹亭》跟了我一辈子，可见我跟汤显祖的关系很深。
第二个就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我退休了20年，我以为再也不教书了。我教了29年的书，觉得够了。因为因缘际会又到台湾大学去教了一年半的《红楼梦》，三个学期。刚刚教完，刚刚结束，所以这个《红楼梦》也跟了我一辈子。从小的时候就看《红楼梦》，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所以我想可见这两个作家跟我的渊源最深。我想作家应该有赤诚之心，要有诚心、童心这种，最纯真的，对自己的感情最要纯真，汤显祖就是，所以他写的《牡丹亭》那个感情，那种情就死去活来的，就是情真，情真、情深、情挚那种情。
问：最喜欢的非虚构类作者有哪些？为什么？
答：非虚构就是历史，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尤其是民国史，喜欢的有很多。历史著作当然最尊崇的是《史记》，太史公那历史写得不得了，受他影响蛮大的，它对于人的那个道德的那种，这个历史的春秋之比的褒贬，我觉得我是蛮受影响的。
我大学的国文课本就是《史记》。以《史记》为课本，念了十几二十篇《史记》，用《史记》作为文学课大学课本，当时还是文史不分的嘛。我觉得，一个人的史观很要紧。在我们传统里，这个太史公的历史观的遗产是很重要的。按理来讲，我们这个民族很尊崇历史；到了20世纪，我们的历史写作就随便起来了，对于历史太随意了。所以对于历史，我觉得就要恢复到我们中华民族的那个史观，否则历史就乱掉了。我本来读的是台湾大学外文系，在外文系兜了一大圈然后才回归传统。我们中国历史那种春秋之笔很重要，孔子著《春秋》，就是这种一字褒贬，微言大义。所以，要回归我们的史观，回归我们的历史传统去。
同志文学的先驱地位
问：你最喜欢的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谁？
答：像陈寅恪、像钱锺书。其实胡适之我也喜欢，有些书不管人家讲得怎么样子，他的风度、他的胸襟、他的视野，的确能代表民国范儿，的确能代表民国的一代人。
问：你的同志文学蜚声两岸，你怎么看待同志文学在整个华文文学里的地位？有什么书想推荐的吗？
答：我在想我写《孽子》的时候，可能是近现代文学里边第一本真正很严肃写同志的。如果谈论中国的同志文学，那就要上溯到清朝道光年间的《品花宝鉴》了；隔了一百多年后，《孽子》这本书才出来，可能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先驱的吧。在此之前，大家零零星星地也写这类同志文学，大概《孽子》算是比较具有影响力吧？我自己也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竟然开创了台湾文学里的同志文学类别，或者在台湾来说，同志文学从此就非常蓬勃，出了很多蛮好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好多好多。所以台湾呢，也影响到了香港。台湾有很多，当然比较有名的是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还有吴继文的《天河撩乱》，他那本写得不错，还有邱妙津写的《鳄鱼手记》。这三本都不错，但其实还有好多。
问：假如你被安排去采访一位作家，你最想采访哪位？想了解什么？
答：杨绛，因为我看过她的《干校六记》，在美国的时候，我拿来做课本，美国学生读后感觉非常动人。看她写自己跟钱锺书两个人跟几个左派打架，最优雅的一对学术界的巨子，又咬又打地打起来了，可见当时的情形，逼迫一个人到什么地步。我很想问关于她和钱锺书的事情。
问：有没有一些书你想读却读不下的？
答：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不下去，那么厚的一本东西，而且很闷。非常闷，非常闷，非常枯燥，我很想了解马克思，可是没办法进入他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了解他，因为他影响那么大，到底怎么回事。
作者：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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