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都城”总有种迷恋。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西安是废都、广州是妖都……成都也是古代的蜀国都城，只不过现在，它是“gay都”。
一
当人们去形容一种文化时，总习惯说它“向来如此”，好证明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游人对成都的想象中，“同性恋文化”就像火锅、熊猫、变脸一样，是它地方特色中的一部分，以至于还会有人将“同志酒吧”当做成都的旅游景点。
但是，怎么可能历史悠久呢？直到1997年，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才被删除，2001年，中国才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除名，在此前漫长的时间里，同性恋都跟道德和艾滋病污名联系在一起，即便是在2003年，成都的同志在回忆这一时间的感受仍然是，“没有什么人谈论同性恋”。
“gay都”的故事，还是要从2005年说起吧。
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除名的第四年，国内对同性恋群体的讨论终于迎来一个小高潮。此前，虽然有同志团体的倡导呼吁，以及少数媒体的报道，但终究只是极少数的声音，大多数人对此都避而不谈——成都当然也不例外。
9月，复旦大学宣布对本科生开设“同性恋研究”全校公选课，邀请有关专家和同性恋者一起探讨与同性恋相关的健康、法律和社会事宜。这门课在开设过程中，始终是中国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11月-12月，“中国同性恋电影专题”在巴西电影节展映。也是在这一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举行。
在这种全民讨论的背景之下，同志网站“淡蓝”发起了提名中国gay都的互动讨论，当时提到最多的就是成都、重庆。
这一提名带有某种暧昧。此前各种半公开的同性恋相关的文化活动，基本上都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和它们比起来，成都算不上出众或特别。但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谈论起成都时，空间和尺度都会放得更宽。用结构主义来分析的话，“北京-成都”、“异性恋-同性恋”更符合人们对“中心-边缘”的想象，把成都与gay联系在一起会更不违和。
媒体同样乐于报道成都的同性恋群体。这其中不仅有关怀，也有地方小报的猎奇。成都的茶馆、浴室、公园都成了他们窥探的场所。成都本地也有走出了柜子坦然接受大众目光的同性恋者，2005年，成都最著名的一对男同性伴侣在相伴20年之后举行了庆祝典礼，一样在媒体上引起了轰动。
用今天的话说，“同性恋”一词本身就自带话题流量，这样一个称号流传得很快，于是开始有论坛网站煞有其事地介绍“为什么成都gay多”，天气、风景、文化甚至宗教都被当做论据列了进来，“gay都”之称就被明确了下来。
在这些对成都市的同性恋群体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魏伟《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这本书在2012年出版，但早在2007年相关研究论文就已经发表，并引起媒体关注。魏伟首先认定，不同于其它地方遮遮掩掩的状态，成都对于同性恋群体来说更加开放包容，他认为这是成都特定的城市文化和风俗所决定的。
这跟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李的研究群体基本上也集中于北京的公园或公厕，但她的重点在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而并未做空间上的界定与联系。因此，媒体也从来没有想过，北京的城市特质与同性恋是否有某种关系。
魏伟的研究从“飘飘”开始，这是对成都本地的男同性恋的称呼，在当地居民的印象中，男同性恋者总是在不同的聚集场所之间飘来飘去，“飘飘”因此得名。
而成都的特别在于，到茶馆喝茶是这里最重要、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人们在茶馆里面享有相当的自由，且少有干涉。一些同性恋者常去的茶馆，经过口头传播就慢慢有了“飘场”的名声。越来越多的“飘飘”茶客往那几处地方扎堆，同性恋人群的公共空间就在茶馆里面产生了。而在茶馆中，同志所做的“性别的表演”，招摇的言谈举止，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得到鼓励的。在公共空间容许的表达使同性恋有了被大众认可的机会，这使得成都的同性恋能够被看见。
此外，魏伟还研究了三个本地文化因素对同志友好产生的影响——历史上的文化多元性、本地的宗教以及重视休闲娱乐的都市文化。
但其实，当时同志社区已经不仅依靠于实体空间，互联网已经有了相当的用户，网络同志组织在数量上已达到一定规模，其分布态势也遍及全国，各省区都有一个或数个区域性代表组织，全国约50家较大同志组织负责人还建立了电子邮件群。尽管与男同志组织相比，女同志组织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分布在北京、上海、成都、云南、新疆访问量达5-6万人的五个大型拉拉网上社区已经形成。
同志组织的活动内容也从性健康发展到法律权益，从单一的交友平台到多层面文化知识交流。北京的同性恋组织，与不少大学团体进行联络，开办讲座、组织夏令营活动。珠三角地区最大的广同网 (gztz.org)还将活动视野投入社会领域，2005年该组织就向粤北灾区灾民募捐。
那时候纸媒还没有如此没落，印刷出来的字不会说没就没。当人们欢欣于互联网的发展给了更多人说话的机会，甚至认为科技终将带来民主时，还没有人会预料到，今天的互联网公司可以在一夜之内封杀上万的账号、删除上万的文章而不需要任何解释，当然也不可能有道歉。
成都的“gay都”称号得益于互联网的短暂开放包容，线下互动和网络交互共同奠定了这里友好的印象。如果没有2005年同志友好的大环境，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人用暧昧但至少正向的态度，为ta喜欢的城市安上“gay都”的名号。但它有时实在没有能力担得起这个称号。
二
在同性恋议题依旧敏感的当下，成都从来不会因为它被传说是“gay都”而给予同志群体更多的支持，2017 年，当致力于关注中国 LGBT 人群的公众演讲类分享大会Speak Out即将在成都举办时，它也被要求取消，Speak Out不得不无限期停办。
这些行动者们也见证过成都的对LGBT的冷漠。除了在世界艾滋病日等媒体机构不得不介入的场合之外，成都的媒体对LGBT的问题往往不那么感兴趣。活动组织者表示，“我们经常邀请他们参加活动，但他们没有反应。”虽然在中国大多数主流媒体都这样，但在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媒体对LGBT主题也更容易接受。
“gay都”的名声甚至像是一种误导，它掩盖了LGBT群体仍需要争取的权益，使之成为泛娱乐化的谈资。
就算是同样用空间研究的方法，成都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HAILIN ZHANG发现，上海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就有了早期的同志公共空间，基本上也是公园和公共厕所这类地方。但当时光顾这里的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迫，并且经常面临被迫害的危险。
早期上海的同性恋者聚会的地方通常在汉口路附近，被称为“金三角”的位置，这里聚集着大量报社和出版社还有书店，受过良好教育的同性恋者往往青睐于此。
上海同志休闲场所/ Space,Sexuality and Power: Producing a Gay KTV in China
从九十年代开始，上海的同性恋者有了更商业的地方落脚，比如酒吧、按摩室等。这些地方大多聚集在上海的中心区域，有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这些地方同样会对公众保持低调，常常会淹没在周围其他华丽的商店中，但高消费也隐约塑造着同性恋者高端有品位的模糊印象。
如果成都可以说是茶馆、宗教、风俗让本地对同性恋更宽容，上海也完全可以说，是酒吧、商业、文化产业让这里的同性恋有了更正面的形象。
其实如果真的讲中国哪里对同性恋群体最为包容，哪里的同性恋群体更能形成组织，一定是北京、上海这样更为多元的城市。这本身也符合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越是多元、开放，社会功能越为完善的城市，越不会过度关注私人生活，也因此对边缘群体更为包容。相反，越是小城市、农村，越依赖于人际关系，就会越关注私人生活。
2016年，国内最大的“同志”社交软件、拥有2200万用户（主要是男同）的Blued发布的同志白皮书也同样印证这个发现， Blued大数据显示，其用户最多的省市地区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北京、广东、江苏，这些正是位于东部沿海和北上广深都市圈的经济发达地区。
但我并不是要说，上海或者北京就是“gay都”，这样的说法像是指着唯一没有饿死的那个人说他是富人一样。如果放在世界中看中国城市的友好度，中国哪里还有什么“gay都”。
2017年，为了庆祝“石墙暴动”48周年，德国网站Nestpick列了100个最受LGBT欢迎的城市，这个排名认为，一个友好的城市必须有充满活力的同性恋约会场所，活泼的夜生活，开放包容的公民和低仇恨犯罪率。在这份排名中，大陆城市上榜的只有两个，分别是排名89的上海和排名100的北京，而香港则排名83。
上海看起来已经很友好了，这里的同志据点、酒吧、浴室和舞场的数量都呈快速上升趋势，比如frangipani、Eddys、HOME是其中比较知名的几个。但如果同香港和台北比起来，这些远远还不够。
在台湾，从2003年开始便每年举办同志大游行，2007年的大游行曾吸引超过来自世界各地一万五千人的参加，台北市也于当年被美国同志杂志《OUT》票选为世界上对同志最友善的城市之一。在香港，同性恋人群在积极拓展生活空间的同时努力争取政治上的权利，2010年就已将同性同居者及前同性同居者纳入《家庭暴力条例》的保障范围。
而我们所知道的是，在2017年的上海，当同志父母带着彩虹旗来到人民公园相亲角时却遭到驱逐，被要求关掉彩虹伞并带到警局；在2018年的北京，在北京以艺术著称的798，发放彩虹胸章的女性被暴力殴打。
三
“gay都”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罢了。人们乐于这样称谓，因为这至少会给人一种——“中国还有同志友好环境”的不真实想象。
但其实，成都不是gay都，北京不是gay都，上海不是gay都，广州不是gay都，不如我们就彼此坦诚吧，中国根本没有gay都。
直到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仍显示，只有21％的中国人支持同性恋。中国仍有诊所向同性恋者提供“转化疗法”，这在任何国度都应该是精神控制的丑闻，但北京同志中心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LGBT群体扭转治疗情况调查显示，在1600多名调查对象中，有十分之一都考虑过寻求扭转治疗。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18000多名LGBT受访者中，有半数以上都表示他们在学校根本不会公开自己的性别取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在工作场合依然深藏在“柜中”。
负责此次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吴丽娟表示：“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但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在日常生活和媒体眼中，依然深受歧视。”
2016年又怎样呢？有关LGBTI人群的媒体报道更多地出现在互联网上而不是报纸、收音机或电视上。但是媒体所言通常更多地还是陈腔滥调而少有客观平衡的观点——“通常情况下，媒体描述的男同性恋者具有女性特征，而女同性恋者则具有男性特征”。
2016年《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说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吧，2007年《广州日报》发表文章称，七成家长可理解并接受儿女是同性恋。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CCTV表示不相信这一调查结果，于是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做了调查，调查结果是九成家长可接受，九成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http://news.cctv.com/vote/see8934.shtml
但那并不代表当时的中国，因为2007年中国网民总人数只有2.1亿人，其中宽带网民数1.63亿，能够上网本身就意味着处于较高的知识和经济水平。今天支持率更低了，但可能只是因为网民基数变大了呀，今天的网民有9亿呢，说不定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接受同性恋呢。只不过今天的CCTV不会再做这样的调查了。
多数时候我不能确定，这十年，中国是不是真的在线性前进。今天发生的一切，2005年的人们会想到吗？
会想到吗？13年后，不仅没有媒体愿意再站出来连篇累牍，连微博话题也要被封锁掉。会想到吗？同性恋题材影视剧成为明令禁止的内容，从全网下架。会想到吗？任何一个明星要出柜都要面临巨大的“身败名裂”风险。会想到吗？人们还是乐意去同志酒吧看异域风景一样看待同性恋群体。
2008年，南方周末整理发表了《同性恋中国大事记》，在这份大事记中，我们能看到为了争取平权所踩过的一个又一个脚印，抑或伤痕。
http://www.infzm.com/content/trs/raw/35215
但是抱歉，2008年之后，没有媒体再更新《同性恋大事记》。
十年，同志运动仿佛也陷入某种瓶颈，甚至是低谷。集体活动始终处于被打压的状态，同性婚姻合法化永远遥遥无期，更新的议题越来越难以引起关注，消费世界塑造着精致的同性恋形象，而大多数在底层挣扎的同志群体仍旧找不到自救的办法，歧视与压抑、恐惧与困顿仍充斥在日常生活中。
没有一个人会是孤岛。如果有一种“天赋人权”被无缘无故地剥夺，那么其它的权利也不能保证幸免。如果有一个人在社会中正常地生活的权利被剥夺，那么其他人也不能保证幸免。在这一天还是要说“撑同志反歧视”，不为任何抽象的概念，只为每个鲜活的个体。
参考文献：
[1]魏伟.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M].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2]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3]魏伟.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J].社会,2007,(1):67-97. DOI:10.3969/j.issn.1004-8804.2007.01.004.
[4]Best LGBTCities 2017，NESTPICK，2017
http://www.nestpick.com/best-lgbt-cities/
[5]Pew ResearchCenter Global Attitudes Trends，JUNE 4. 2013，The Global Divide onHomosexuality：Greater Acceptance in More Secular and AffluentCountries
[6]Space,Sexuality and Power:Producing a Gay KTV in China，LEISURE, TOURISM AND ENVIRONMENT，HAILINZHANG，JULY 2016
[7]LGBTconference in China's 'gay capital' scuppered，REUTERS，JULY 21, 2017
[8]Chengdu, theQuestionable Queer Capital of China, SIXTH TONE, Qian Jinghua,Nov 08, 20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