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魏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述同性恋研究的历史变迁。
作为一个已出柜的学者，研究同志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希望推动更具批判性和活力的学术生产。
向全社会出柜的教授：站在同志前进的正确方向
一
我是一刻talks讲者魏伟。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从他们的世界到我们的世界」。
我想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70后的同志，或者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的60后末期的甚至年轻一点的80后初期的同志朋友们，可能对《他们的世界》都不会陌生。
这本书由李银河老师和她故去的丈夫，大名鼎鼎的王小波共同写作的这本书，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同志研究的一个开山之作。
这些年来，我认识很多同志朋友，包括我自己采访的一些受访者，他们都会跟我讲述，他们和这本书有趣的故事。这里我想分享一则故事，是来自和我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我亲爱的伴侣，他的故事。
他应该是先知先觉，高中的时候就是爱读书的好学生。有一次他在新华书店看到了这本书，他很想买，但是又不敢买。
最后想来想去，干脆买了一大堆书，把这本书插在里面，然后就蒙混过关了，带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看。
看完了以后，又碰见麻烦事，怎么处理这本书呢？藏哪呢？就东藏西藏到处藏，那些年一直在琢磨怎么藏这本书。直到他有一天工作了，他有次出差，就把这本书带到了酒店，然后就把它给遗弃在那个酒店里面了。
所以他的藏书问题解决了，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以后，他有没有后悔。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可见这本书和中国同志有着不同的意义的关联。
李银河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她的研究也帮助我很多。这些年来，我们也在很多场合一起开会，一起交流。
李银河老师的书是写作于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年代和今天的生活很不一样。比如没有互联网，互联网是深刻地改变了今天的同志的生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个时候还没有同志的说法，作为一个称谓，作为一个身份认同，还没有建立起来。
李银河老师的书，对我最大的一个触动其实是它的题目，叫《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世界」在一方面是学者试图以一个客观的标准，去再现这个群体。但是这个「他们」在我读起来，也有一个他者意识，一个边缘的歧视的，受到排斥的他者意识。是否有意识地这个作者也希望能够去拉开和这个群体的距离？
同性恋研究的过去在这一百年的历史，其实经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迁。从传统的阶段，现代的阶段，到后现代的阶段。
传统的阶段，所有的关于同性恋的研究，都是一些所谓假定的异性恋者，他们带着客观的眼睛来看这个群体，那个时候肯定要找一个受访者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他们只能到哪里去找？精神病院，或者是在监狱里面。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什么导致了同性恋？同性恋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说从研究的政治来说，是个非常传统而保守的研究政治，他的目标就是为控制这个人群。
到了二战以后，同性恋研究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现代阶段，而这个阶段，很多的研究者，甚至可以说李银河老师，在那个阶段，还没有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他们主要的研究的问题是，公开身份的同志的个人的故事和经历。
这时候研究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作为民主的力量，是有赋权的特点，为这个群体赋权。
到90年代以后，同性恋研究可以说进入了后现代阶段，这时候所有的同志的研究者，都是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异性恋者基本上从这个领域中退出了。
这时候他们的关注的话题也是更加广泛，更加关注本土的经验和差异，话题也是超出了同性恋议题本身，扩展到其它的领域，比如说文学、家庭、经济、教育等等。
所以李银河老师，其实是那个时代，她的研究是打上那个时代的特点的。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说以后我要写一本书是不同的，我要写「我们的世界」，从一个同性恋者的立场，把我的经验、视角和立场带进来，那这就是现在这本书。
这本书和李银河老师的书，最重要的差别是在这本书里不试图去掩藏我自己的同志的身份。
这个书出来了以后，我记得有我的学生和读者，给我写信说，「魏老师，这本书有三个地方，直接或者间接谈到了他就是同志。」
我说「这就是我需要达到的效果。」这个书最后出版，虽然我以前就出柜了，但是它出版了以后，其实就是一个面向全社会出柜了。
第二个很大的差别，李银河老师的书中谈到，什么导致了同志，什么导致了同性恋。而在我的书中，这个问题根本不谈，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合法的事实进行辩护，我讲的是发生了什么。
第三个差别，是在同志的日常生活中。
我就觉得我和李银河老师书也有些差别，比如说李银河老师书也谈到很多同志的这种同性恋的亲密关系，但是在她谈的时候，她依然是把它放在一个所谓的异性恋的框架下，同性恋的关系，只能叫做同性恋的外遇，在我们成都叫「搅人」，这个词很有意思。
但是在我的研究中，认为同志亲密关系，同性恋的这种家庭，他们和异性恋家庭一样是独立的合法的、稳定的，这个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
还有一点特别想讲的，当时这个研究是在成都做，从2004年12月份开始，在成都做了八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然后回到美国以后。
我记得很清楚，从2006年1月1日到4月30日，整整四个月，一气呵成把十几万字的英文博士论文就写出来了。写出来后，马上提交去学校，也都没做任何修改，就是一个杰出的博士论文，所以我非常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牛的事情之一。
但我今天读起来，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说，可能还是不够严谨，可能还是有纰漏、瑕疵，但是有一点，到今天我读起来，它的那样种Spirit，它那种精神，我依然觉得很振奋，很能够打动我。
很多的读者在豆瓣上给我的留言中都谈到了这个Spirit，最重要的就表现在这个书的书名叫《公开》。
一个出版社已经看中这本书，也愿意出版它，但当时这个编辑给我提出来，「魏老师你能不能考虑，把这个题目改一下？《公开》这个题目实在太过，咄咄逼人，这不符合社会主流对同性恋的想象。」
当时我很坚持，我说「这个题目不能改，因为我的spirit就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很开心，在 2012年上海三联书店把这本书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我知道好像就是不到半年之内，这个书就销售一空，现在网上也买不到了，只有我们家还有二三十本。
所以这个《公开》，不光是个题目，在这个书中，我也试图去呈现一个逐步推进的三层的含义。
第一个是公开一个被边缘的，被污名化的性别身份。当然我是身先士卒，我首先就公开了，我的很多访谈对象，也在这个过程中，公开了他们的身份。
第二个是寻求和拓展同性恋的同志的公共空间。以前我们对同性恋想象都是在阴暗的角落、小树林，比如说野山坡，上北京的牡丹园，或者是公园，东单公园，或者是公厕，大家都有想象。
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个书中，我要再现一个新的阳光下的同志空间，比如说酒吧，运动会，健身房，甚至最后同志组织。
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是参与公众领域，和公民社会的构建。我们要参与一些话题的讨论，包括同性恋话题。
以前我们只是被研究者、被代言、被阐释的对象，但今天不行，我们要主动发生，我们要做自己的专家，这就是我当时要做这个事情的原因。
后来也很开心，我这个博士论文其实也Define，就界定了我的学术生涯。
回国十年后，先在上海大学，现在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也一直在推动这个同志的议题的教育和研究。
学校也给我了很多空间，可以做很多讲座，我也开相关的课程，例如酷儿文化，基本上就是个讲同性恋的课程，也很受欢迎，每次都有80个学生选修，还有很多的同学旁听。
在这些年中，让我特别骄傲的事情，就是是两个毕业论文的致谢。这是我今年毕业的两个本科生，他们的毕业论文中的致谢。
这两个学生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们一年级才进学校的时候就来找我，就跟我出柜。
我说「啊，我对新一代的同志真的是要刮目相看。」现在他们都成长得非常好。其中一位同学，他马上会到印第安大学去学习性别和性，那是这个领域最顶尖的University。另外一个学生也是在做积极的准备，参与了很多的同志研究，以后也是准备出国深造，我对他们非常骄傲。
我最开心的是他们在致谢的最后，都对自己的同性爱人表达了谢意。我觉得这个恩爱秀得真是太美，太棒太好了。
后来我跟他们讲，这才是今天的同志青年，同志大学生应该享受的生活，活在阳光下，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好好玩，好好爱。所以我是非常的开心，我为他们感到非常的自豪。
我新的研究是希望以酷读的这个方式，来重新理解同志的经历。我特别所用的一个策略就叫酷化。
什么叫酷化呢？就是面对异性恋假设的主导的思维观念，法律体系，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研究策略就是将性少数人群的视角和经验，引入主流研究问题，从而推动更具批判性和更具活力的学术生产。
我们以前讲同性恋者是边缘人群，他们的经验对主流人群有启发吗？
第一个例子，同性恋和创意城市，今天城市要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吸引人才，那什么样的城市容易吸引人才呢？特别是对今天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创意人才，就是那种从事设计、建筑，包括IT这些领域的以想法，以idea为核心竞争力的人才。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城市中，如果这个城市对同性恋越加包容，同性恋在这个城市中生活得越开心，那么往往这个城市，对创意人才的吸引力更大。
她特地编制出一个指数，叫同性恋指数，用这个指数去衡量一个城市的包容程度。他发现，这个城市的包容程度，和这城市的创意阶层，以及和城市的活力，成非常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比如说旧金山、纽约，或者西雅图、洛杉矶这种城市都在这个榜单上名列前茅。
今天的中国上海，当然是一个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在过去一个礼拜，上海骄傲节刚刚落幕，其实这已经是第九届了。
当然，上海同志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但是至少这一点表明了，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所以说这也难怪，这个骄傲周可以在上海举行这么多年。
所以同性恋和城市，在这里面发生了非常有意思的连接，而这个连接不光是对同性恋有意义，这是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对整个政府制定决策也有意义。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关于家庭事件。今天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关于养老的问题，老了谁来照料？这不光政府关心，老百姓也关心。但是同志人群在这方面有没有特别的贡献呢？
这里是同性恋亲友会的一些相片，都是一些为他们的同志子女进行摇旗呐喊的同志父母们。
很多年前，有个母亲让我印象深刻，她有自己的一个同性恋儿子，在以前看来这是非常丢脸的事情，不光是说没有面子，也意味着没有孙子。这个事怎么办呢？当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感谢她的同性恋儿子，因为他为她开启了一个新的天地。」
为什么呢？她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会上网，而同性恋的信息全是在平面媒体上。如果我要了解相关的信息，我只有去上网。所以就是因为我儿子是同性恋，我学会了上网，后来我学会了写博客，再后来我学会了发微博，到最后，我成为参与同志公益，我来做一个同性恋亲友会的志愿者。在我年华即将老去的时候，我忽然找到新的生命意义。」
她现在活得很骄傲，很开心。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启发。中国的父母往往是他的后半生，他就围绕他的孩子转了。而对这个父母来说，可能抱孙子不可及了，她就要想方设法去找寻新的生命意义。
我觉得这种对新的生命意义的找寻，对今天这个老龄化的中国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不光对同性恋的父母来说，对同性恋本身也是这样。
从「他们的世界」到「我们的世界」，中国过去这三十年，在同性恋的议题上面，同志的生存环境上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这个波折还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在同志议题上面，我今天特别选的T恤衫来作为我演讲的道具。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说在同志问题上，一定要选择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的正确的一边。
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