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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十六岁，跟着乡邻去深圳打工。同去的大多是本村年轻的姑娘，只有领头的秦娟年纪最大，大家都叫她秦姐。
我们一共六个人，来到深圳一家窗帘厂。我刚从学校毕业，又是第一次离家远行，什么都不懂，所以工作起来经常坏事，秦姐总是站出来帮我。开始，我经常哭，特别想家。秦姐就劝慰我，晚上拍着我进入梦乡。
那时我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要加班到凌晨一二点，天一亮起床照常上班。超负荷的工作，加上伙食不太好，我弱小的身躯终于累垮了。
深秋的一个午夜，我突然肚子痛，痛得浑身冒汗，手臂都抬不起来。我口齿不清地说着“救我，救我……”秦姐和姑娘们纷纷起床，轮流背着我走向三里地之外的医院。星空下，我伏在她们的脊背上，能听得见她们粗重的喘息声和越来越笨重的脚步声。来到医院，医生告诉我们：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
当时姑娘们哭了，秦姐也流泪了。回家来不及，口袋里也没有钱。黎明时分，秦姐和小兰敲开了老板宿舍的门，向老板要求预支我们的工资。老板以他个人的名义借给我20块钱。他说，他只是分厂的管理人员，不掌管财务，我们的工资要等总厂拨下钱来才能发。那时，我们的月工资是70块左右，每月只发一些生活费，其余的到年底才能拿到。秦姐和姑娘们把各自身边的钱都拿出来凑在了一起，再加上老板的20元，数了又数，离治疗费用差得还远。姑娘们拥在一起，默默地，大家就这样紧抱着。
早晨，窗帘厂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红纸，是秦姐写的捐款倡议书。然后秦姐和姑娘们来到工友们面前，说明了捐款原因，小兰在本子上记着工友们各自捐款的数额：湖南的黄琴5角、四川的张丽8角、安徽的陈小燕8角、湖南的高芳芳6角……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女孩，没有半点迟疑，掏出口袋里的钱。福建的施春燕刚从老家出来，她递给秦姐1元钱，又匆匆跑到宿舍拿着一包从家里带来的饼干，对秦姐说：“这饼干给小姑娘。”食堂烧饭的陆阿姨是深圳本地人，她放下菜篮子，走到秦姐面前，掏出藏在贴身衣兜里叠得板板正正的一张一元钞票，放到秦姐手里，说：“这么小的女娃子就出来干活，真是不容易，等她医院里回来，我给她做好吃的。”这位陆阿姨平时不善言语，我们背地里都叫她“冷面阿姨”。
当初，秦姐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写了这张“捐款倡议书”，没想到工友们都积极响应，这让秦姐和姑娘们喜出望外。印象深刻的是，湖南的车工刘亚香一家都在深圳，她的女儿五六岁，拽着秦姐的衣角，另一只小手里举着一角钞票：“阿姨，阿姨，这个给姐姐看病。”
秦姐攥紧捐款，跑到医院向我一五一十地说着捐款的全过程，秦姐激动得声音越说越大，我激动得泪珠越滴越快。
多亏大家的帮忙，我顺利地做了阑尾炎手术。又多亏秦姐和姑娘们的照顾，我很快出院了。家里得知消息后，父亲赶来深圳领我回了家。
那么多患难与共的日子，我舍不得离开秦姐和工友们。深圳，是我涉世之初的第一站，也是我对人间真善美的第一次认识。临走，我把秦姐和工友们捐的款全部归还，我晓得这是她们的血汗钱。
不经意间，我发现工友们似乎没有了以前的地域之分。江苏人跟湖南人在一起聊天；四川人帮福建人在整理窗帘；安徽人喊话深圳人说出去逛街。听着看着，我心里涌动着一种无以言表的喜悦，离别的惆怅被一一驱散。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在深圳的日子，感慨时光不可往复，我只能把思念倾诉于纸墨。我想念窗帘厂的工友们，想念跟我情同手足的姑娘们，想念待我亲如母亲的秦姐。
（作者单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检察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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