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反同阵营典型的爱滋悲剧论，我们能用什么方式改写？

近日网路上流传一部影片，讲述一位女性回忆其哥哥出柜后不受家人谅解，搬出去独自居住，在许久后因为感染爱滋延迟就医，最后返回家庭，不久后去世最终选择树葬。这个影片还提及因为这个故事，人们追求幸福的方式最好符合「一男一女」的自然结合。
这样的叙事方式，不仅带出反同阵营对于爱滋感染者的刻板印象，也带出对于爱滋感染者的道德评价。然而我们不论这部影片的价值判断为何，这样反同阵营的「典型叙事」，我们可以如何改写这部影片的剧情？
用性平教育作为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难道男同志出柜后就只能离开原生家庭？影片第一个关键剧情在于影片中男同志出柜后必须离开原生家庭。这其实不难理解，对于反同阵营的基本预设，男同志并不被原生家庭，尤其是他的父母所接受，因此一旦出柜，就破坏了家庭的和谐而被迫离开。
我们的长辈们或许并不了解同志，因此对同志有许多刻板印象与错误认识，但整体来说，性平教育可以教导人们认识不同性倾向的人们，并且产生调和社会对立与冲突的功能。

只要学生在学校接受性别平等教育，这些学生就可以认识不同性别气质、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的人们，理解到社会上有各种不同性别实践，开阔对世界的认识与胸襟，进而让他们学习如何与各种不同的人群和平共存在这个开放的社会。若影片中的男同志在学生时代曾经接受过性平教育，认识多元性别，他可以更自信且勇敢展现自己、用更丰富平近的话语跟自己的家人进行沟通，进而让家人认识自己，凸显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在彼此的冲突下离开其原生家庭。又或者影片中的家人曾受过性别平等教育，他们也更能够理性且保持平常心地看待自己的家人，无论他们的孩子是同志、跨性别或是异性恋。
落实爱滋防治工作是让所有人受益

影片另一个剧情转折，是难得返家的男同志因感染爱滋而最终面对死亡。我们其实可以创造对于爱滋感染者与关键族群友善的环境与社会，让关键族群更愿意或更自在地进行爱滋筛检。如此一来，我们就能针对爱滋病毒感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进一步疗缩短爱滋感染者从诊断至服药的时间间距。依据目前的爱滋治疗政策，只要确诊感染爱滋，可以马上进行鸡尾酒疗法抗爱滋病毒治疗，亦即诊断即服药。然而现实的状况，目前感染者确诊到进入服药治疗，仍约有70天左右的间隔。在2014年至2017年间爱滋感染新增通报的感染者约有34％在一年内发病，代表这些感染者朋友在更久之前就感染爱滋，但基于内化的歧视、缺少对个人健康自觉等等原因而错失及早诊断，并接受治疗的机会。

当爱滋感染者早期接受治疗，对个人及社会有几个好处：

• 感染者能维持良好的免疫系统功能，暂停爱滋病毒对其身体的伤害。
  
• 维持个人身体健康，降低社会投入在健保与相关医疗的花费，促进社会生产。
  
• 当感染者稳定接受治疗后，体内的爱滋病毒可以降到几乎检测不到，低病毒量的状态无法传染给其他人，降低传染能力。
  

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有效推动爱滋防治工作，例如在最前端爱滋预防工作投入更多资源，让人们更容易取得爱滋防治的相关知识，并在学校落实对学生保险套的教学，针对一般社会大众进行卫教（如事前与事后预防性投药），就可以让人们远离爱滋病毒的威胁。这样影片中的男同志，也许可以避免感染爱滋病毒，即便感染了也能让身体健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生命也不会因此陨落。
婚姻制度是爱滋感染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一

影片最后一个关键转折是男同志的爱滋感染者回到家中，由其原生家庭承担照顾他的重担。我不禁想问，如果是异性恋的感染者朋友回到家庭，会是谁承担他的照顾责任？除了父母、兄弟姊妹与子女外，还有一个可能是他的合法配偶。

在目前的社会，结婚后的配偶是血亲以外承担最多照顾重担的角色。我们可以在很多新闻上看到，妻子或先生照顾生病的另一半，或是他们承担子女及另一半的亲属的照顾责任。如果台湾是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国家，影片中这位感染者朋友就更有机会与他的同性伴侣建立稳定的法律关系，而这位同性伴侣就能提供他心理的支持、生理上的照顾、分担生活开销，发掘其他各种社会资源连结，进而让这位感染者朋友维持在一定程度的健康水准。